上津镇，位于鄂陕边界上的一个普通小镇，今天看来，与其它的边关小镇相比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，然而，历史上，这里曾14次建县，6次设郡，2次置州。一个偏安郧西县一隅的小镇，在历史上为何有如此风云变幻的地位，历史之名远在其现属县郧西之上？笔者因工作关系，对这些疑问怀有浓厚的兴趣，并试图探究一下上津的过去。

历史学告诉我们，存在就是有力的佐证，形成就有其一定的渊源。

从地图上看，上津，属于郧西县的一个镇，位于我国中西部结合地带，秦岭商州之南，汉水较大支流金钱河畔（古为甲河），和陕西省山阳县漫川古镇毗邻，古代荆襄之地入陕的交通要道之上。上津古城就位于金钱河畔的一块最大冲积地上。

上津，从流传至今的二字含义上看，“上”乃天子，“津”乃渡口，上津即“天子渡口”。从上津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，渡口一定是指现在的金钱河渡口。金钱河发源于秦岭，从陕西的漫川关向南流入湖北上津，尔后经六郎，闯夹河，汇入汉水。南朝地理学家郦道元著《水经注》中记载“丰乡水西南合关衬水而南入上津”。即指金钱河。并有文字形容金钱河“接秦之水，水澈见底，云绕鹤飞，仙境叠翠”。由此可见，很早这里就已有行船的历史。

那么“上，乃天子”又指什么？

从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定都咸阳始，秦、汉、唐等600余年国家都城就设在上津一山（秦岭）之隔的咸阳、长安之地，作为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必然促使人、财、物向西部飞去，而在交通不发达的远古时期，水路运输是最为简便的运输方式，南方襄荆之地的人、财、物进入西部的重要水路就是由长江入汉水，再入甲水（金钱河），由上津接陆路，从此越秦岭，进入首都长安、咸阳之地。因此，使上津成为首都长安的生命线。从这个方向理解，就能很好破解“上，乃天子”的来路了。因此，可以说是金钱河孕育了上津，金钱河乃上津的母亲河。

上津设县的历史最早是在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四年（公元223年），为“上津县”则出现在南朝梁大同四年（公元538年），从魏文帝黄初四年到唐代末期四五百年的历史中，上津的设置在县、郡、州间徘徊，时而设县，时而设郡、州，时而归北方，时而归南方，上津的历史地位因时局变而变，上津历史地位最为鼎盛时期是出现在唐朝后半期，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商山路”的形成。

“商山路”是唐代对起自长安，中经蓝田、商州，东至河南内乡、淅川之间道路的统称，它是唐代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。它的形成可以追溯至秦、汉时期，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在西部，每年要有大量的钱、粮要运往长安，当时从南部和东部有两条道路到达长安、咸阳，一则为汴水经洛阳，一则就为“商山路”，商山路主要承载的是襄、荆及南方广大地区货运通道，主要经汉水运输，尔后接陆路运往长安。那时的商山路主要是沿丹水北侧而上 “南诣荆襄”，商山路是南方物资运往首都长安的要道，《新唐书？冯行袭传》称商山路为“贡道”。在当时，商山路发挥着与从长安西行的“丝绸之路”一样的重要作用，是国家的命脉，有着比“丝绸之路”更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
但此时，“上津路”只为“商山路”中的一条辅路，并未发挥“国脉”的作用，真正凸显“上津路”的重要作用，并使之成为“商山路”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发生在历史上著名的“安史之乱”时期。唐肃宗至德初年，安史叛军仍据守洛阳，汴水运输受阻，江淮物资只能全部改道汉水进行运输。 “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，溯江汉而上，至洋州（今汉中）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219）。具体路线是：物资屯集襄阳，行汉水，再漕运至郧乡（今为郧县）后，陆路运至商州上津县，尔后西南陆行至洵阳，再入汉江船运至汉中。上津出现在“商山路”中的重要一环。天宝八年，李光弼、郭子仪统率的九节度使之兵夺回了长安，江淮、荆襄的租贡物资便不再西运至汉中，改由上津向北至商州，再经商山路转运至长安。上津县一时成为大唐王朝水陆物资运输的重要集散地，成为首都物资供应的重要“咽喉”，由此形成历史上著名的“上津道”，并成为商山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唐朝乾元年间，朝廷任命李淑明为商州刺史，兼上津转运使。代宗广德初年，又任郑某为上津县令，兼商州录事参军，专营漕运。上津成为国家的命脉，从而，引起唐朝中央政府对上津这一“天子渡口”的重视。

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期间，由于北方洛阳道受阴，商山路（包括上津道）遂成为荆襄物资转运长安最主要的运输干线，使唐王朝历史得以延续。唐德宗贞元二年（公元786年）十二月明令规定：“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；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。”将包含上津道的商山路确定为全国的第二条国道，其地位仅次于唐代陆上交通轴心的“洛阳道”。商山路地位提升得力于上津道作用的发挥，也充分说明了上津道在当时都城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，由此，也将上津的历史地位推上历史的顶峰。

上津有如此重要的位置，有那么多建县、州、郡的历史，那么为何在后来却衰落了呢？

从严格意义上说，上津历史地位衰落也正是起于唐末，连年战乱，使国都长安人口锐减，公元904年，朱温捣毁长安，杀人数万，挟持唐昭宗和长安百姓迁都长安，使中国古代长达600余年的西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消失，由此也拉开了上津衰落的步伐，使她由一个“国道”上重要的驿站而冷落为边关偏僻小镇。唐后800余年间，上津处于中国南北对峙地带，连续战争，加之匪患丛生，使这一地带人口大量逃亡，上津的历史地位也一直在设县与不设县之间挣扎。清朝顺治十六年（公元1659年），裁上津县并人郧西县。清康熙三年（公元1664年）改隶湖北布政使司所领之郧阳府。1947年11月郧西解放，在上津地设上关县（含山阳县漫川关、宽坪，旬阳县蜀何、洛河）。1949年5月撤销上关县，镇安县政府迁回原址，恢复原郧西县辖境，自此，上津退出了设立县、郡、州的历史。

综观上津历史地位变迁，无不与国运息息相关。上津，因国都地缘政治而兴，因国都地缘政治而落；上津，因“商山路”兴而兴，因“商山路”落而落。上津的历史地位变迁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也展现出其自身的无奈与局限。

今年7月，笔者首次沿“丝绸之路”西行，到达古“丝绸之路”之路的重要节点小城敦煌市，通过对敦煌市的观察，笔者猛然发现，我们的上津，也不正如“丝绸之路”上敦煌吗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市，身处沙漠边缘，这一毫无生机之地却因陆上“丝绸之路”把这里凝结成为一个重要驿站，从这里进入漫漫“丝路”的沙漠地带，特定的地理位置而使这里成为“丝绸之路”上重要节点，并留下以“佛学”为核心的深厚的历史文化，然而，明朝时期，由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兴起，这里衰落了。但是，今天的敦煌却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眼球，使这一处于戈壁之中、沙漠边缘的小城萌发出勃勃生机，深厚的历史文化衍生出的旅游业使这一干涸小城重获新生，敦煌市仅有10多万人口，却因敦煌的历史文化修建了机场、火车，成为世界各地向往的旅游目的地。

而我们上津的历史和今天也恰如古“丝绸之路”上的敦煌。今天的上津也正迎来同样的契机，福银高速同样在这里设下驿站，湖北省鄂西生态旅游圈将这里定为重要一环，被赋予新内涵的、日益活跃的“商山路”重现往日生机，又将古镇上津纳入古都长安的生活圈，也正是看清了这一点，郧西县委、县政府确立了以“旅游立县”为首的经济发展战略，大打“历史文化名镇”这一古文化牌，发掘上津“驿路”文化，覆盖在上津厚重历史文化之上的尘土正被渐渐擦去，尘封良久的“古酿”正慢慢散发出诱人的醇香，吸引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，上津这一古“商山路”上的“敦煌”也必将像今天的敦煌市一样熠熠闪光。